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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求備齋荀子集成》49冊

 
 
 
南宋淳熙八年（1181），台州知州唐仲友動用台州公使庫公帑，利用為人偽刻東南楮幣的犯人蔣輝等，在台州署內開雕《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子》等。書印好後，絕大部分運回老家婺州市門巷書鋪發賣，回款則中飽私囊，因而遭到朱熹的彈劾。其人品格雖差，但所刻之書極精。靖康元年（1126），金人破汴，不但徽、欽二帝北狩，書籍及書籍版片亦被捆載北還。宋室南渡後，典籍奇缺，舊日版片全被金人運往中都（今北京），無法用以重新刷印，只得在民間搜求北宋所刻諸書作為底本，進行重刻或翻刊。唐仲友在台州重刻四子，便是這種刻書風潮的反映。唐仲友所刻四子，“悉視熙寧之故”，這是台州本四子珍貴之所在。

 
不分卷。(見《周官集注》條)撰。苞以為荀子述先王之禮教，而文義混雜語言冗長，因刪其繁辭；也有刪全篇的，如《成相》、《致仕》、《強國》、《賦篇》共四篇；刪其章節的，幾乎每篇都有。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瑕，方苞以此為準則，故曰：“余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自韓愈謂荀書小疵，宋儒復攻其性惡之說，于是貶斥荀子者日眾。然清代漢學大儒，多反其說。而錢大昕跋謝刻荀子，汪中《荀卿子通論》二篇。義允辭嚴，始歸于正。荀卿之言，皆因乎時勢，而大旨遵乎仲尼。唐宋諸儒，偏執己見，而不知其所錯。苞乃文章之士，本不足以論學術之旨。今就所刪諸篇論之，《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論最精，刪之何為?《強國》篇曰：“夫義者，內節于人，而外節于萬物者也。”其說最精，而苞竟刪之，亦不知其何意。至于《成相》及《賦篇》，皆為有韻之文，蓋自禮樂崩壞，歌謠失采，楚人文學，獨冠當時，荀況適楚，染其文風，以北方樸茂之質，而浸淫楚人之文藝，故其所撰，正可見之于當時文藝之情狀。而苞竟刪之，卻不知文學之流變；竟襲孔子刪定群經之名，不亦妄乎!有乾隆刊本。

 

 
蒼山縣蘭陵鎮政府駐地東南2公里左右，運女河西岸有一古塚，墓前立碑"楚蘭陵令荀卿之墓"。它就是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孟之後著名的儒學大師，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墓地。

《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
 
楊倞荀子注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分政，逮五霸之後則五道不絕如線。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複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說談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要極理要，敷陳往昔，掎挈當世，拔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聖代，謂荀孟有功于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複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桀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杼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征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旁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征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于何可逃？曾未足精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雲。

　
　  
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 
　　 
　　一 注釋翻譯著作 
　　 
　　1950年至2005年《荀子》的注釋、翻譯本中國大陸至少出版了41部，其中選譯、選注的有17部，全文注釋、注譯有24部。其中較有影響的是梁啟雄的《荀子簡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章詩同的《荀子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楊柳橋的《荀子詁譯》（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張覺的《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其中以學術價值著名的當數梁啟雄的《荀子簡釋》、張覺的《荀子譯注》、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 
　　 
　　近代以來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襲自清末王先謙的《荀子集解》（思賢講舍光緒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餘年來，全面超越其校釋成果的荀學著作尚未出現。梁啟雄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有《荀子柬釋》一書。1956年，經修訂後，更名為《荀子簡釋》而再版。江心力《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一書頁163至165對其有詳細的評論，可以參看。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江書並非公論。所謂梁書的三大優點，基本上取自楊樹達和高亨先生之《序》以及梁啟雄的《自敍》、《述例》，至於它們是否符合事實，江書並沒有深究。對於梁書的問題，江認為是“個別字句的解釋並非盡善盡美，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燕京學報》第20期對該書的介紹一文中就指出了這點”。然後引用了其對梁書兩處字句解釋的批評。其實，梁書遠不是“個別字句的解釋並非盡善盡美”的問題。梁啟雄在19955年的《重印敍言》中已經檢討：“《柬釋》之缺點甚多，而以改易正文為尤甚……此次修正，已多所復原而未能徧。”這並非自謙之語，李中生《〈荀子簡釋〉注釋中校改意見的疏失》一文從“不明詞例而改”、“不明詞義而改”、“不明通假而改”、“不明語法而改”、“不明修辭而改”、“不明文意而改”、“文本易明而改”、“標注‘闕疑’而改”八個方面列舉梁書24條改易原文的錯誤（李中生：《〈荀子簡釋〉注釋中校改意見的疏失》，《文獻》，1994年第4期；李中生：《荀子校詁叢稿》，第28～39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說基本上能成立的。如果說1994年刊發的李文只是就“疏失”而言的話，此前3年張覺的《〈荀子簡釋〉校勘真相管窺》（《學術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則對梁書的校勘基本進行了否定。張文說：梁書132處有關訂正文字的校語表明取自等楊倞各家之說，其實皆取自王先謙《集解》一書。有17處校語表面上是作者“據群書”而校改《荀子》，“其實，這些校勘成果皆取自《集解》”。其中“轉引《集解》校語時，有時還有錯誤”。梁書又有6處校語表面上是“據群書”而校改《荀子》，“實皆取自”久保愛《荀子增注》，其中一處，“竟連抄《增注》也抄誤了”。梁書校勘所據“群書”其實不過8種，如果去掉“宋、明、日《荀子》善本”3種，就只有5種。張文又指出：梁書在使用“宋、明、日《荀子》善本”3種校勘時並不很詳，而是“頗多疏漏與失誤”。《簡釋》憑台州本校改文字共10處，其中有7處出自王先謙《集解》、久保愛《荀子增注》，真正的訂正只有3處。許多地方本可據“宋台州本”校改的，反而據後世第二手資料校改了。從梁書校語可以看到，梁竟不知久保愛所謂“宋本”即“宋台州本”。如果梁真正“取宋台州本……及日本《荀子增注》各詳校一過”，那會不明了其間的關係呢？所以，梁即使用古逸叢書本作了校對，其工作也是很粗疏的。《簡釋》據明世德堂本校改文字僅3處，卻有1處誤校。有許多可以據世德堂本校改的，也反而據後世第二手資料進行校改。梁之校改，除利用《集解》外，以利用《增注》最力。但卻對《增注》與世德堂本、台州本之間的關係不甚了了，而且也有漫不經心之處。張文還指出了梁書校改文字的若干“疏漏”：一是“僅注明‘《荀子》原文如何’而不注明‘何所根據’，這不免有臆改之嫌”；二是“既不注明‘何所根據’，亦不注明‘原文如何’”，其屬於梁校對失誤的有68處。其中有的是改用了異體字、古今字或通用字，有濫改古書之弊。有的是校對不慎而新增加的錯誤等等。由“該書之校勘，其虛假粗疏便可見一斑”。因此，“高亨先生說‘梁氏此書，固初學之所棘求，亦鴻彥之所必取’，並盛譽‘梁氏著書之忠實謹慎云云’，實為溢美之詞”。張文對梁書校勘的評價，基本上是以完全歸納法得出的，當屬實事求是之作。可以說，揭破了梁啟雄《荀子簡釋》校勘的真相，得出了與學術界幾乎完全不同的結論，應視為20世紀《荀子》文獻學研究的一大成績。江心力的評論對此視而不見，是應該檢討的。 
　　 
　　章詩同的《荀子簡注》是在“評法批儒”的特殊年代出版的，沒有多大的學術價值可言。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的《荀子新注》也成書於“評法批儒”時期，此書雖有張岱年、樓宇烈等中哲史專家參與其事，學術性也仍有限，存在著與《荀子簡注》一樣的毛病。但比較起來，批註更為詳盡細緻，用起來更方便，因而影響更大。《荀子新注》對《荀子》32篇幾乎逐字逐句都作了現代化的注解和翻譯，充分發揮了梁啟雄《荀子簡釋》的長處。又幾乎每篇都撰有說明（第29-32篇的說明包含在第28篇中），概括地介紹了《荀子》每篇的內容和旨意，提出了批判繼承的具體意見，“首開了逐篇撰寫說明之先例”。書後的附錄有《荀況生平大事簡表》、《部分名詞和人名簡釋》、《部分詞條索引》、《人名索引》4項，頗便查檢。此書雖無“注譯”之名，實質就是一部注譯合體的荀子整理之作。 
　　 
　　如果說《荀子簡注》、《荀子新注》代表了大陸70年代“評法批儒”時期荀子整理的水準，楊柳橋的《荀子詁譯》則可代表大陸80年代初期的水準。該書前有《青出於藍的孔門儒士——荀子》一文作為代序，介紹了荀子的生平、荀子的學說，強調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後王，否定了荀子為法家說。其《詁譯凡例》有16條之多，基本概括了該書的特色。其目錄稱“遵楊倞本”，論者認為“實際上是以《集解》為底本而選用了楊倞之注文”。正文分“釋詁”和“譯話”兩部分。書尾有《附錄》：一是《劉向校書序錄》，二是《〈國策·楚策四〉荀卿遺春申君書詩》，三是《王念孫〈讀書雜誌〉所錄〈荀子〉佚文四條》。其“釋詁”部分簡要地採摘了各家校勘的成果，但基本上是襲用《集解》本之說。自己的意見“一律冠以‘按’字，以示區別”。論者認為“采他說簡要明瞭而少考證，出己說則略引書證及古訓。此雖是其所長，然亦不免有斷章取義之弊。較為嚴重的缺點是臆改原文比梁氏過甚，已犯整理古籍之大忌”。其“譯話”部分“暢達者有之，牽強者亦有之，故得失參半”（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這些評論，是實事求是的。 
　　 
　　張覺的《荀子譯注》、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可謂代表了大陸90年代荀子整理的水準。張書的譯注，雖以通俗普及為用，但仍以學術考校為體，稱得上深入淺出。其書以清光緒《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並校以其他善本舊刻及古注、類書引文與古籍異文進行訂正。凡所訂正，均於注釋中加以注明。凡無版本及古籍異文為據者，即使確實有誤，亦僅於注釋中說明之而不妄改。一反梁、章、《新注》、楊諸書臆改原文之弊，說其校勘工作嚴謹科學，較之《荀子集解》，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應不為過。其注釋博采而簡潔，精要而穩妥。譯文以直譯為主，輔之以意譯，與注釋互為補充呼應，平實而暢達。在現今諸多的荀子今譯今注中，張書應是最佳的。但嚴格地說，此書“深入”方面也有一些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譯注校勘全用簡化字，對其學術性頗有影響。其書以《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並據其他善本進行訂正，實質是擇善而從，不主一本。目前各家《荀子》譯注都如此，便於一般讀者，本無可非議。但其流弊則會使《荀子》愈來愈失真，留下諸多以今代古的後遺症。受體例限制，注釋“迻述他人之說而不指明出處”的現象也頗有一些，特別是50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者校釋《荀子》的大量論文，基本上沒有提及。論荀子“時人尊而號荀卿，後人亦謂之孫卿子”，以“性惡論”稱其人性論，以為荀子思想“決非‘儒家’所可包容”等等，都較為淺顯。所以，此書還是屬於普及之作。 
　　 
　　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由於收入《齊文化叢書》，一般人不易見到。該書是《荀子》32篇校勘、注釋資料的彙編。其《述例》稱：凡所見歷代《荀子》不同傳本之間的文字差異，悉為比較、彙集；前人重要的考訂成果和注釋說明，亦按著作年代順序，逐一收錄。用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58年重印本）作底本。原文每篇分若干章（段），每章（段）後依次排列“匯校”、“匯注”資料。“匯校”部分，首先依據由宋至清重要版本10種，與《集解》相校，列出異文。凡古今字、通假字之不同，亦全部載錄。其次，以《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等類書和《韓詩外傳》、《大戴禮記》等有關專書與《集解》本相校，摘錄其文字差別。學者注解著作有關校勘的意見，其中一部分直接涉及版本問題，也附載於此。“匯注”部分，參用主要注本36種，大多是古代重要專著，少數為近代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亦酌予採錄。所收諸家注解，包括篇義、句義、詞義、字義的詮釋，間亦延及思想內容的論析，或文獻的整理、文字的校勘等等。對於各家相互辯難、彼此對立的意見，一概兼取並收，少量明顯偏誤的一家之言，也儘量載入。“匯校”、“匯注”中都有部分“案”語，表示對已有校注的補充、說明或訂正。故彙集他說中也不乏己見。編者稱“迄今可求之《荀子》一書的重要校注參考資料，大體備列於此。這樣，此冊一編在手，可收遍覽40餘種校注本之效，其學術性與實用價值顯而易見”（董治安：《匯文獻整理之大成，出資料叢集之新編》，《管子學刊》，1999年第1期），大體可信。但此書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今人王天海指出：一是“收采面狹窄。所遺民國以來名家之說尚多”，海外著作更少引用。至於海峽兩岸80年代以來的校釋成果，不論優劣，一概不提。這與資料彙編之性質是不相符的。二是“校注刻意分立，資料零亂。編者此舉本為眉目清楚而行，故校勘與訓釋資料人為分割而用。但我國古今校釋之作，大多融校勘與釋義、音讀為一體，若率意截取，勢必使原始資料支離破碎，文不成義，面目全非，更不便於學人閱讀或者查檢原典。此或編撰者始料所不及”（上引王天海文）。這些批評，有一定道理。 
　　 
　　二 文獻考釋研究專著 
　　 
　　大陸50多年來《荀子》的文獻考釋研究專著大致有3種：一是版本學研究之作，二是讀書箚記之作，三是語言學研究之作。 
　　 
　　大陸50多年來《荀子》版本學研究最有名的當屬高正。其代表作是《〈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該書是全面調查研究《荀子》版本問題的一項重要成果。作者將《荀子》52種重要版本逐一考核校勘，詳加分析比較，歸納為18個系統，指出每一系統的特徵，探索其淵流及遞變過程，考訂其刊刻年代，評論其得失。所涉及的不同版本凡100多種。力求根據詳實材料做出判斷，遇有文獻無征或材料不足的情況，則採取闕疑態度，表現出謹嚴的學風。又列有《〈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圖》，表明各重要版本的縱向和橫向關係，脈絡清晰，一目了然。附錄的《〈荀子〉宋槧善本重要異文校勘記》，實即《荀子》善本異文集校，為深入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說參樓宇烈《〈荀子〉版本源流考·序》）。該書指出：《荀子》之校勘，宜取《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為底本，而以南宋浙北刻本、南宋刊刪“纂圖互注”巾箱本、南宋劉旦校刻纂圖分門類題注巾箱本及南宋坊刻元明遞修本為主要參校本。得此五本，有校勘價值之《荀子》異文資料，則已略近完備，其餘諸本文字，縱偶有可取者，亦甚寡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85頁）。這一意見，是作者以歸納法得出的經驗之談，應該重視。 
　　 
　　不過，校勘《荀子》，到底以何為底本為嘉？尚有爭議。《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與南宋浙北刻本相近，異文較少。因此，選擇底本當不出《古逸叢書》影刻南宋台州本與南宋浙北刻本之間。高正意見是取影刻南宋台州本，因為其“為熙寧監本系統中現存之唯一既接近祖本原貌，又完整無缺之版本。加之刻工精緻，字體美觀大方，誤文較少，故雖為清末之影刻，其版本價值仍頗高”，而南宋浙北刻本“為熙寧監本之翻刻，詳考之，其所據底本似有缺頁，而以纂圖互注系統本之文補之”，“二本差異之處，難斷孰近于熙寧監本原貌，論可靠程度似台州本稍高”（《〈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2、16頁）。王天海也認為：浙北刻本“共抄補十二頁半，尚缺二頁未補，亦有多處因書頁殘破而微描字劃者，故其校勘價值已遜于《古逸叢書》影刻宋臺本”（上引王天海文）。但同為《荀子》校勘專家的張覺卻認為：《古逸叢書》本“已為宋台州本之影摹本之仿刻本，乃清刻本而非宋刻本”，而南宋浙北刻本“乃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甚為可貴”，“此本又乃謝墉本之所自出而為《集解》正文之遠源也，故更足以校正謝墉本及《集解》之誤”（《荀子譯注·附錄》，第692頁）。筆者認為張覺的意見有道理。從文字來看，浙北本的錯誤更少。其殘缺部分可據《古逸叢書》本補足。因此，校勘《荀子》，以浙北本為底本當更嘉。 
　　 
　　該書用簡化字，別的地方問題尚不大。但在附錄的《〈荀子〉宋槧善本重要異文校勘記》中，則給人一種不放心之感。“鍾”、“鐘”之別作者雖然注意到了，沒有用簡體字；但“埶”與“勢”，則看起來彆扭。當然，作者也是出於無奈。 
　　 
　　駱瑞鶴的《荀子補正》（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類似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雜誌》的著作。該書對《荀子》32篇及其各家之說進行補正校釋，共有箚記285條。其體例為：先以大字頂格列出正文，再另起一行低一格列出所補正的各家之說，然後另起一行以“按”出以己見。如無各家之說，則在正文後直接出以己見。其融辨析字形、訂正音讀、說解意義為一體，無論是糾正前賢時人的訛誤，還是出以新說，都是專攻難點，專打硬仗。其基本準則有三：一是看是否符合校勘學、訓詁學規範，二是看是否符合原文原義，三是看是否符合史實。可以說箚記285條，條條都是心得，都是反復斟酌之作。堪稱大陸50多年來《荀子》考釋訂正的標誌性成果。當然，此書也有一些可討論之處。王天海指出了幾條，大都言之成理，可以參考。 
　　 
　　李中生的《荀子校詁叢稿》（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校釋論文的彙集，共收論文11篇，約22萬字。其《讀〈荀子〉劄記》一篇有校釋箚記250條，發明甚多。其論楊倞《注》、王先謙《集解》、王念孫《雜誌》、梁啟雄《簡釋》的諸篇，在荀學研究史上，意義尤深。李氏認為：清以來的注家有兩個較為普遍的缺陷。一是重訓詁而輕義理。二是只注意由字詞到句，然後到全篇之義、全書之旨的一面，忽視了由全書、全篇之義旨及用詞特點到某句、某字詞的另一面。對王念孫《雜誌》、王先謙《集解》得失的檢討，就是從這一觀念展開的。這一認識，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鮮，但在《荀子》校釋方法的討論上，卻屬少見，有糾偏之功。對清人，特別是後來的梁啟雄《簡釋》輕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又分析了其誤校、誤改的方法論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後文字進行論證時，忽略了還需從整部書的義理和用詞造句來融會貫通；在利用他書或類書的引用來比勘時，忽略了他書或類書的引文也會有省改的情況；在利用古注來改動原文時，忽略了古注與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對應關係；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規句法進行校對時，忽略了古人行文的文句異例。這些分析，是實事求是的；而其具體的校釋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他與駱瑞鶴，可以說是大陸50多年來《荀子》訓詁考釋工作的雙子星座。 
　　 
　　三 校勘考釋雜論 
　　 
　　50多年來，儘管沒有《荀子》研究的專著，但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諸位在《荀子》校勘考釋方面也頗有成果。 
　　 
　　高亨1933年就寫成了《荀子新箋》，當時梁啟雄著《荀子柬釋》就曾借閱並選錄了若干條。後來高氏也有些增補，1957年略予刪修，刊登于當年的《山東大學學報》第9期。1961年收入《諸子新箋》一書，箚記共94條。高氏乃訓詁名家，在《荀子》字詞的校釋、訓詁上也新見迭出，斬獲頗豐。比如其釋《勸學》篇“金就礪則利”雲：“礪乃厲之俗字。《說文》：‘厲，旱石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泰山若厲。’集解引應劭曰：‘厲，砥石也。’是厲之本義為磨刀劍之石。‘金就礪’者，謂刀劍之屬，就砥石而磨之也。此二句相對成文。繩為正木所用之物，礪為砥金所用之物。礪亦有磨義，但不可以解此文。”（高亨：《諸子新箋》，第141頁）這是以本字釋後起孳衍字。高氏之說，證據充分，又經長期斟酌，較為審慎，大多能成鐵案。如《非相》篇“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句，梁啟雄《荀子簡釋》曾引高氏舊說，雲：“善惡當為‘美惡’，字之誤也。”（梁啟雄：《荀子簡釋》，第47頁）不過，在1961年版《諸子新箋》的《荀子新箋》裏，此條就被刪去了。這是正確的。先秦文獻裏大多以“美惡”相對，但也不乏“善惡”相對的例子，如《國語·晉語八》：“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荀子·強國》：“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性惡》篇善惡相對之處則更突出。包遵信指出：善也有美訓。所以，不能因為美惡習見就否定善惡相對。高氏《荀子新箋》刪去舊說是高明的。當然，以偏概全，好改原文是清代以來樸學家的通病，高氏也不能盡免。 
　　 
　　金德建的《荀子》研究成果集中在《先秦諸子雜考》（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一書裏。該書第二十一章《諸子叢考》有“《荀子·強國篇》有後人竄入”節，第二十二章《諸子叢考續》有“陳仲、史鰍遺說考”節、“《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非十子節》之比較”節，第二十三章《諸子學叢論》有“《非十二子篇》舜、禹節疏釋”節，第二十四章《〈屍子·廣澤篇〉零箋》有“《屍子·廣澤篇》與《荀子·解蔽篇》宗旨相通”節。第二十六章《〈荀子〉零箋》、第二十七章《〈荀子〉零箋續》、第二十八章《〈荀子〉零箋再續》更是《荀子》的專論，考辨了《荀子·非十二子》、《儒效》、《解蔽》、《不苟》、《天論》、《王霸》、《正論》、《強國》、《君道》、《王制》等篇的諸多問題，頗得學界矚目。其中有些內容1950年以前就曾發表過，1950年以後在大陸刊物上發表的則似乎只有《〈荀子〉零箋》（《中華文史論叢》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種。金氏的研究以“辨章學術，考證源流”為主，但也有訂正文字者。如其論《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囂”即秦相“範雎”形訛之說，很有影響。記得80年代我讀研究生時，李德永教授給我們上《荀子》研究課，就曾大加讚賞。當然，這也有大膽假設有餘而小心求證不足的嫌疑。 
　　 
　　包遵信是“四人幫”被打倒後重評《荀子》的代表。其在大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雖只有《論荀況宇宙觀的形而上學特徵》（《歷史研究》1977年4期）、《讀〈荀子〉劄記(上) 》（《文史》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12月）、《讀〈荀子〉劄記(下)》（《文史》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6月）3篇，卻很有影響。《讀〈荀子〉劄記》上、下兩篇有校釋文184條，發明頗多。後來大陸的《荀子》考釋，立說無不以其為基礎。董治安和鄭傑文的《荀子匯校匯注》於今人之作絕少收錄，除其師高亨《荀子新箋》外，實質上僅取了包遵信《讀〈荀子〉劄記》一文，可見其份量。對包文的問題，駱瑞鶴、李中生、王天海、李亞明的論作都有一定涉及。不嚴謹處，筆者偶爾也有見。如開篇第一條批評高亨 “善惡當為‘美惡’，字之誤也”說，實即高亨早年舊作，在後來出版的《新箋》裏，早已刪去。包氏視而不見，當屬不妥。 
　　 
　　王天海近年有《〈荀子·勸學篇〉校釋訂補四則》（《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2年6期）、《〈荀子·修身篇〉校釋訂補五則》（《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2期）、《〈荀子·不苟篇〉疑詞新證》（《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3年6期）、《〈荀子·修身篇〉句讀新辨二則》（《貴州文史叢刊》，2004年3期）、《〈荀子·榮辱篇〉疑詞新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4期）、《〈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年5期）等一系列力作發表，學風規範，視野開闊，考辨精細而富有創見。《〈荀子〉校勘注釋源流考》評論各家《荀子》校勘注釋之作，持論公平而獨具法眼。論荀學史的專著如馬積高的《荀學源流》、江心力的《20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與其比較，高下判然。至於非荀學史研究博士生的文獻綜述在材料的佔有和評判上難以與其比肩，就更清楚了。不過，從發表的論文看，王氏的校釋考證工作仍集中在《荀子》的頭4篇，《非相》以下28篇尚未完成，可謂任重而道遠。 
　　 
　　餘 論 
　　 
　　總的來說，這50年來大陸儘管出版了40多部《荀子》的注釋、注譯著作，但仍沒有一部能與王先謙《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現在為止，100多年過去了，王先謙《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們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過《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這部新注，首先需要選好底本，我們無論是選《古逸叢書》本還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謂“不主一本，擇善而從”要好，也比王先謙《荀子集解》選擇盧校謝刻本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叢書》本而貶南宋浙北刻本；張覺儘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貶《古逸叢書》本，但其《荀子譯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為底本，這是其《譯注》的通俗性所致。筆者認為浙北本雖殘缺了10來頁，但由於其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錯誤較之《古逸叢書》本更少，當為上上之選。其次，廣為搜集前賢今人的解釋考訂成果，既要將《荀子集解》遺漏的前賢之說一一補齊，又要將《荀子集解》以後的今人之說盡可能地竭澤而漁，一網打盡。不但要注意專書，更要重視單篇論文；不但要注意漢字文獻，也要重視非漢字文獻。第三，在廣集各家之說的基礎上，考據與義理相結合，得出最後的考釋意見，力爭優勝劣汰，優選出或創造出最佳方案。21世紀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最應該做的就是這一工作。 
　　 
　　作者：清華大學 廖名春 今據原文有刪節